“北京时间,X点整。”

电台里这样的声音,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北京时间,也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一个概念。那么,北京时间是怎么来的?

时区观念19世纪末传到中国

从明代起,就开始有外国传教士将钟表带入中国进贡给皇帝。清代时,清廷宫殿里的外国钟表摆得琳琅满目,据说康熙收藏的西洋钟达4000件。但这些时钟始终也只是皇亲贵族们的玩意儿,并未对社会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越来越多。上海作为最有代表性和最繁华的开放口岸,也是外国租界最为集中的城市,来往的外国轮船越来越多,进出口贸易日益繁忙,外滩上的海关大楼应运而生。而在这座大楼的楼顶上就镶有一面西式大钟,因为来往的船只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来指挥。

于是在19世纪80年代,法租界当局在上海外滩建起了一个信号站,在正午时刻利用信号塔顶落球报时,并测风力。它由法国传教士办的徐家汇观象台来控制,旨在为来往上海港的各国船只服务。

最初,这个气象信号站用的时间标准是上海本地的“平太阳时”。

188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子午线会议”上,首次确立了在世界范围内时区的划分方法。格林威治标准时将整个地球分成了24个时区,而中国大部分的繁华地区,即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都在东八区(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标准)。大约19世纪末,中国的沿海口岸也开始改用格林威治标准时,即东经120°的标准时来计时了。当时人们把这个时间标准称为“海岸时”。

到1902年的时候,中国海关就提出以这个“海岸时”作为中国的标准时间。1902年,掌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还是英国人赫德。而制定中国的标准时间这种事情绝对属于中国政府的主权,由“海关”来制定实在是不合适,于是也只能说得含含煳煳:“海岸时”只在东部的各海关口岸实行,而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农村内地,“其时区范围未经规定”。然而,当时的铁路系统,以及长江一带经济繁华地区,显然也开始实行“海岸时”了。

中国现代铁路的开创,起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1894年甲午战争后,各列强在中国获得了1万多公里的路权,掀起修铁路的高潮,到1911年,中国已经出现了9400公里的铁路,包括京奉线、京汉线、胶济线、津浦线、沪宁线等,而经营铁路是需要标准时间的。

民国时期划分过五时区

民国时期划分的五时区示意图

到了民国七年即1918年,当时的中央观象台提出划分全国为五个时区:

中原时区:以东经12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宁、黑龙江及内蒙古之东部,可以看出,这个“中原时区”实际就是今天的格林威治时间的东八区,也就是“北京时间”;

陇蜀时区:以东经105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中部、青海等;

回藏时区:以东经90度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内蒙古、甘肃、青海及当时的西康西部、新疆及西藏之东部;

昆仑时区:以东经82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新疆及西藏西部;

长白时区:以东经127度半经线之时刻为标准,包括吉林及黑龙江东部。

可以看出,中原时区、陇蜀时区、回藏时区都是整时区,而长白时区、昆仑时区是半时区。

郭庆生在《中国标准时制考》一文中写道:“今天广播电台的六响报时信号和电视台的时码显示画面,对全国各个角落的普通群众真是再方便、再熟悉不过了,以致人们很难想象20世纪初要得到比较准确的时间有多么困难。作为中央政府专司测时编历机构的中央观象台,直到消亡竟没有一台好一点儿的望远镜,没有无线电收讯机,京畿重地的授时依旧沿用在城墙上施放午炮的古老办法。”

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五时区的方案,除沿海地区外只不过是纸面上的方案。

到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首都,中原标准时的应用也不断扩展。1935年3月,交通部令全国电报局一律改用标准时,并令上海无线电报局及南京有线电报局分任每日广播之事;南京电报局每日11点30分左右对时一次。海关、电报总局、铁路局以电报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在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北平等地,车站、码头、大银行、大机关及繁华市区街道,多置有大钟(时称标准钟)为一般市民提供时间服务。

1939年3月9日,抗战中的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在重庆召集“标准时间会议”,对以前的五时区方案做了少量修改,并决定于1939年6月1日起实施,但同时决定“在抗战期间,全国一律暂用一种时刻,即以陇蜀时区之时刻为标准”。可以想见,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下,日本占领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使用“中原时间”。到了抗战胜利恢复使用中原标准时的时候,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却仍然使用“陇蜀时”,因此当时人们回忆“沪渝、沪蓉、沪昆等线民航飞机的旅客下机后需拨动手表,进退一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成立伪满洲国,强令在东北使用日本本土采用的东经135度标准时。抗战期间,沦陷区的日伪华北政权也曾试探使用东经135度标准时,但最终没敢这么做,还是使用中华民国正统的中原时。

“北京时间”成标准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全国各地所用的时间比较混乱。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地球物理所1952年编撰出版的《天地年册》,截止到1952年年底,全国至少在理论上仍然实行五时区的旧制,甚至连时区名称都照旧。

北京时间何时产生?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庆生在《建国初期的北京时间》一文中,做过如下考证: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原标准时”称谓已不合时宜,况且旧政府败退台湾后还继续用此唿号播音报时。新中国广播报时需要一个色彩鲜明、通俗上口的新名称,这就为“北京时间”的出世铺平道路。“北京时间”的问世及随后取代五时区计时的旧制,是中国近现代时间计量的重大事件。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定都北平,改北平为北京”的决议。同年10月7日西安人民广播电台称:“本台时间以北京时间为准”。这是笔者迄今见到的有“北京时间”字样的最早文献。所以,“北京时间”第一次出现的日期,可以锁定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6日的10天之内。

1949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的同一天,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因北平新华广播电台隶属中央,所以其上级主管部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先行一步,将其更名的同时,一并将广播报时唿号冠以“北京”称谓,这是很自然的符合逻辑的事情。所以笔者推断:“北京时间”的问世当在1949年9月27日。

可能是遵照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指令,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地方广播电台很快将自己的节目时间改为中央台使用的北京时间,以表示和中央一致。原属陇蜀时区的地方政府陆续声明采用北京时间。1949年11月2日,西安市政府通知:“本府征求各方意见,为与全国各主要地区时间一致,自本月三日起,停止使用陇蜀时间,改用北京时间。”成都市1949年12月27日解放,也在其后十余天内宣布使用北京时间。1950年初,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各地除新疆、西藏外,实际上全都采用北京时间为统一的时间标准。而现在,我国新疆地区会同时使用乌鲁木齐时间(东经90度标准时)和北京时间两种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经过郭庆生考证,初期使用的“北京时间”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北京时间,也就是说它不是标准时,而是北京地方的视太阳时。当然,很快“北京时间”就采用了东经120度的标准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