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8日上午，晴空万里。毛泽东路过安定门外鱼池村口，看到正在临近马路的菜园里拔草的张振，去看望了这个昔日以给有钱人看坟谋生的农民的家。

毛泽东缓步走进他家的院子，见院子晾着一床露棉的被套，毛泽东伸手摸一摸，捏一捏，问冬天盖这样的被子薄不薄？走进屋里，又伸手在炕上这按按，那摸摸，问冬天烧不烧炕，睡得暖不暖？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才转身坐到炕沿，一边抽烟一边问：家里几口人？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小孩上没上学？庄稼长得好不好？

当问到粮食够不够吃时，张振回答说：“过去吃野菜，现在有的吃啦，不过还不大好，荒年还要吃些白菜团子。”

毛泽东点点头，安慰他说：“不用急，生活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因为他已找到了一条道路，就是把农民引上农业合作化道路。

1、毛主席搞农业合作社的初心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几乎一生都在关注农民，与农民密切结合。

他的理想和追求非常明确：

一是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二是带领他们走上一条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

农民获得土地后的喜悦他看到了，但他担心农民得到的土地会在两极分化中失去。

对农村两极分化的担忧和对农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思考和决策农业、农民、农村问题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晚年毛泽东的一把钥匙。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毛泽东看到中国这种一家一户手工劳动体制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而且我国农村地少人多，于是决定推动农村的第二次伟大变革——把农民引向集体化道路，把私有制的个体农民，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发展生产力，增加收入，彻底摆脱贫困，使亿万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设计的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模式是从低级到高级，即从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初级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形式，采取自愿互利的原则，通过示范试验，将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写了一个《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

随着战争转向和平和经济恢复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出现涣散现象。省委认为可以通过扶植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动摇、削弱私有制，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互助组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

2、农业合作社的两种思路

华北局持不同意见，并就此事请示刘少奇。

刘少奇明确表示：

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7月初，刘少奇将山西省委意见作为“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批准印发给各个负责同志阅读。

刘少奇等人的想法是，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也让他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器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

据薄一波回忆说：“他（毛泽东）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3、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

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的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会后起草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初稿写出时，毛泽东提议向熟悉农民的作家们征求意见。

赵树理看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农民没有互助合作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生产的积极性。

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了赵树理的意见后，毛泽东说：

“赵树理的意见很好。草案不能只肯定农民的互助合作积极性，也是肯定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的。”

“既要防‘右’，又要防‘左’”。

决议草案提出了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好坏的标准：

能够真正做到提高生产率，达到多产粮食或其他作物，增加收入这样的目的。决议草案还强调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绝对遵守自愿和互利的原则。

这个文件于1951年12月发给各级党委试行，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

到1952年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老解放区占65%以上，新解放区占25%左右，全国还成立了4000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创办了几十个高级社（当时称集体农庄）。这年的农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粮食总产达到3200多亿斤，比上年增产400亿斤。

为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省委以上建立农村工作部，由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等上任后，针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和对互助合作是建立在私有基础上这一特点认识不足而出现的偏向，提出了一系列纠偏意见。毛泽东都很支持。

在纠偏的大背景下，1953年4月13日至23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

邓子恢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用10年、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引导几亿农民逐步走向集体化的设想，提出了改造小农经济的长期部署和当前措施。

会议期间，邓子恢向毛泽东汇报情况时，毛泽东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允许富农经济存在，不是不加限制。互助合作发展，社会主义因素增加，也就是限制富农发展。

由于纠偏及时，政策得到了较好贯彻，合作运动稳步发展。

4、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

但是到1953年秋，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农村紧张情况已缓解，而工业和基本建设增长过快造成农产品供不应求。

毛泽东感到有加快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向着更广、更高的阶段发展的必要。

10月15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先后两次找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邓子恢正在外地视察工作），表示他关于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想法。

毛泽东提出了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

“今冬明春，到明年秋收前，发展32000多个，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但是要估计到有时候可以突破发展一下，可能发展到100万个，也许不止100万个。总之，既要办多，又要办好，积极领导，稳步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中共中央于10月26日至11月5日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发展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修改了原来的合作社发展计划，制定了全国合作社数量在1954年秋收前翻一番半的任务。全党农村工作重心也由发展互助组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合作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4年4月2日至18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拟定了新的发展计划：

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在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地区争取实现基本上合作化。同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把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发展指标又翻了一番。

5、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曲折

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以后，下边的积极性很高，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很快，到1955年1月初，仅短短的两个月，全国办起38万多个新社。这些新社相当部分是在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农村粮食统购工作全面展开，加上1954年遭受严重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粮食收购却比原计划多收购了100亿斤，各地纷纷反映“闹粮荒”，许多地方发生大批出卖耕畜、滥宰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

当时，毛泽东派卫士长李银桥回家，顺便了解合作化进行情况。

李银桥回来反映，村里的合作社开始还不错，现在有些简单化。

他说：“区里来了干部，命令全村人站在场院里，他就在人前宣布：跟蒋介石走的站那边，单干。跟毛主席走的站这边，搞合作化。

你说，谁还肯站那边跟蒋介石走呀？情愿不情愿都得站这边搞合作，这不符合政策么。”

并带回支部书记给毛泽东的信。

毛泽东一边看一边摇头：“那怎么行啊？胡闹，太简单了！”

说罢，他想了想，抓笔作了批示。批给了河北省委，要他注意这件事，纠正合作化运动中简单化的错误。

针对合作化的冒进，农村的紧张状态，邓子恢于1955年1月4日分析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形势并提出了两项反冒进的措施：制订合作社章程；控制合作社发展，着重做巩固工作。

中央接受邓子恢的建议，从1月至3月初连发四道紧急指示，要求整顿和巩固合作社。

3月中旬，毛泽东听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杜润生汇报工作后，提出了“停、缩、发”三字方针，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

1955年3月，毛泽东在提出“停、缩、发”三字方针后不久，又单独约见邓子恢。

他主张，全国合作化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每一个五年计划以内各完成1/3。

5月17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15个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他在讲话中提出：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但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社，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缩在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

这次谈话，表明了毛泽东对农村工作部和邓子恢整顿合作社的做法已由支持转为批评，虽然批评得很轻，只说有“消极情绪”，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这话是劝告性的，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农业合作化运动要加速的信号。

这也就是历史著作中所称的“五月变化”。

6、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加速发展

1955年春季，毛泽东支持放慢农业合作化发展步伐，其“缓进”的程度有时甚至为邓子恢同志始料所不及，主要原因大概是基于对农村严峻形势的考虑。

1955年4月，毛泽东巡视各地，不少地方的同志向他汇报农民办社积极，办农业社“好得很”；而中央又收到一些典型材料，说明缺粮不是真缺粮。

随着粮食统销工作整顿，农村粮食销量下降，紧张形势缓解。而在视察途中，看到麦子长有半人深，更确信农民生产并不消极。

因此，他得出结论：

“说农民生产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合作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他的这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很深，立即想到，这种“不愿搞社会主义”的人，下面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

既然对农村形势的认识改变了，加快合作化步伐就理所当然。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开会，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提出“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

邓子恢仍坚持3月间毛泽东同他商定的数字，说：“上次说1/3，还是1/3左右为好。”

因为邓子恢的看法不同，他主张在合作化问题上向农民让步，以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生产，解决粮食问题。

毛泽东没有勉强。

5月17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

一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

毛泽东重申了3月间提出的“停、缩、发”方针，但是重点放在“发”字上，批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消极态度。

这是农业合作化决策的一个大转折，是毛泽东对合作化形势估量以及方针发生变化的重要标志。

会后，各地按照会议确定的方针加紧部署工作。

毛泽东对形势充满了乐观，6月提出：

1955年至1956年，农业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只增加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应在现有65万个的基础上翻一番，即130万个。新区应大发展，老区应再发展。

邓子恢则认为，还是维持100万个计划比较好，新区只能小发展或适当发展，先慢后快，老区停一年再说。

为统一全党思想，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批评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他要求全党克服右的错误，加快合作化的步伐。

毛泽东大力推动农业合作化，主观是因为他认为农民联合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摆脱贫困，改善生活的唯一出路。

根据各地上报的情况，当时的65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80%以上是增产的，这给了毛泽东信心和勇气，大刀阔斧地推进合作化，这也是他用来说服和批评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的主要事实依据。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步骤，毛泽东提出，准备以18年的时间完成合作化，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即1967年完成，而且采取逐步前进的办法。

他要求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地追求数量的偏向。

邓子恢在毛泽东报告之后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批评，承认前一段时候对情况的分析欠全面，对新区采取小发展而不是大发展的方针是比较消极的。

8月1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和邓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

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了2个小时的话。

8月26日，毛泽东批示邓小平、杨尚昆同志：

请电话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字样”。

这表示他要在前台亲自指挥农业合作化运动。

7、特邀代表华国锋

从8月13日到10月2日七届六中全会开幕前夕，毛泽东亲自起草中央批语，连续批发各省关于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判“右倾保守思想”，重新部署合作化发展步伐，加快发展进度的报告。

如此，到10月4日召开以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主要议题之一的七届六中全会，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大批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小脚女人”。

这在这次会上，有一个特邀代表引人注目。这就是华国锋。

华国锋是“党的同龄人”，为毛泽东家乡湘潭地委书记。1955年7月，当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之后，34岁的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文章。

这些带有故乡泥土芬香的文章，毛泽东读来颇感亲切，他记住了华国锋这个名字。

他路过湖南时，接见了留着平头、神态激动，说着一口山西话的华国锋。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参加中央七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你是我的父母官哪！”毛泽东一句戏言，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很不好意思。

“你是个老实人！”毛泽东又夸奖了一句。

经过这次会议，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

8、《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在批判“小脚女人”，加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花很大精力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

为此，毛泽东对卫士李银桥吩附：“这两个月不会客，我要专心搞合作化。”从那天起，除了合作化的材料，其他文件全从他的办公桌撤走了。

他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看呀，写呀。夜里干，白天也干，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暑天到了，中央统一安排去北戴河。

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社会主义的高潮到了，好吧，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

毛泽东带上两个一米见方的木板做的粗糙书箱，里面装满了合作化的各种材料，住进了北戴河中浴场有一片小叶杨树林的一号平房。

从7月初去，8月20日回来，毛泽东除了游泳，偶尔打盘扑克，整天就是专心致志做编辑工作。

除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有重大事情求见外，其余一概不见。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是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本书。

该书共收集各地材料176篇，90万字，毛泽东亲自为此书写2篇序言，104篇按语，集中体现了他对农业合作化中许多问题的看法。

由于该书除了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尖锐批评“右”倾思想外，对合作化运动中的许多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和借鉴经验，并且内容浅显生动，因此被称为“合作化运动百科全书”。

1956年5月，全国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1.2%。

年底，参加合作社的农户达到了96.3%，其中参加高级社的有87.8%。农业合作化提前11年完成中国几亿农民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这大大出乎毛泽东的预料，他原计划农村在1960年前只搞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再逐步分批分期地转变为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

虽然飞速发展的合作化运动很难顾及他提出的“自愿互利”、“注重质量”的思想，但是合作化运动顺利完成，而且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没有引起社会的震荡，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生活，这一切让他欣喜异常。

他曾对秘书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