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以刘文彩的故事为原型的大型雕塑《收租院》,作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文化符号，与《长征组歌》、《回延安》等一起镌刻在历史上，恶霸地主刘文彩也因此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他几乎代表着中国人民推倒的三座大山（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的一座，是中国近代史上恶霸地主的总典型。

01

刘文彩最放心不下的庄园

1949年10月17日清晨，成都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让人不悦。这里毕竟和大邑的庄园不同，这些不祥的鸟类若是在园子里，早让佣人、家丁们赶走了。可这毕竟是在省城成都，大邑庄园（注：位于今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主人刘文彩还是很有分寸，被这窗外的乌鸦叫醒，除了觉得郁闷之外，他也没有再抱怨什么了。

刘文彩

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却着实一口也吃不进。他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嚷着要回大邑去，就算死也要死在庄园里。其实，刘文彩并不喜欢成都，他更喜欢他的那个庄园。

身体状态每况愈下的刘文彩，从1948年开始吐血，吐了整整一年，到省城看了无数名医，也未见好转。可1949年3月18日的《大公报》又让他强打精神，惦念起自己毕生打拼、苦心经营的那个庄园了。

报纸上刊登了《四川省富户名单》共85人，刘文彩位居第33位。这个名单公布了刘文彩深藏不露的庄园经济体(包括房产和地产)，也捅到了刘文彩的“心巅巅”(成都方言，痛处的意思)，他最放心不下的还是那座远在城郭之外的庄园。

刘文彩庄园

奄奄一息的刘文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一米八几的大骨头架子被大家小心翼翼地抬进小轿车，他希望能最后再看一眼他的庄园。车开得很慢，开到离成都20里地的簇桥，刘文彩突然昏厥了过去，怎么喊也没反应。大家吓坏了，怕他死在路上，车队回头又朝成都开。

车开进文庙后街公馆，在花园前面停下，几个人把刘文彩抬出来，放在台阶上的一张椅子里。刘文彩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这一抬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没有回到安仁，轻轻叹了一声，然后头一偏，断气了。

02

超级大地主到底有多少地

刘文彩的庄园经济体，在数据统计上是极为清晰的，这公之于众的巨量财富，让每天在心里揣着算盘、肚里写着账本的刘文彩本人也目瞪口呆。12063亩的庞大地产——大邑县：6133亩；温江县1600亩；崇庆县2000亩；双流县200亩；新都县120亩；新津县180亩；邛崃县200亩；成都市1200亩；华阳镇250亩；新繁镇180亩。

土地肥薄暂且不论，这万余亩的地产，全部在现今的“大成都”区域之内，坐拥这么多成都地产的刘文彩，无论是运营成本还是政治风险都是极高的。即便按现在100万元每亩的超低价估算，单单是地产，刘文彩也是百亿级别的超级富豪了。

刘文彩地主庄园内部

星罗棋布，不计其数的房产——温江县公馆2座，街房42间；崇庆县公馆3座，街房50间；成都市公馆4座，街房40间；大邑县公馆3座，街房250间；雅安市公馆1座。所谓“街房”，就是临街的铺面，靠铺面收取租金，轻松做“跷脚老板”(成都方言，意为不做事就拿钱的人)是多少成都人毕生的梦想，而382间铺面支撑起来的刘家的“跷脚老板”该有多少啊?

所谓“公馆”，就是现在所称的独幢别墅。13所别墅，成就了刘家人的体面，也正是刘文彩庄园经济体的“旗舰店”。而在这些百亿级家族财富中，刘文彩最留恋、最放心不下的，仍然是大邑安镇的那所老公馆。

比之他在1949年寓居的这所乌鸦乱噪的成都公馆，那所老公馆才真正称得“庄园”。那是他的自住房，大大的不同于这些投资购置，随时可以转手的二套房、三套房、N套房。

刘文彩庄园

这所老公馆于上世纪20年代兴建，1933年投入使用，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庄内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

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公馆、刘文昭公馆、刘文成公馆、数鹰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6万余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规模宏大，富丽堂皇，不仅是独幢，更是N所独幢形成的超级大叠拼；不但可称为“庄”，更是N个“庄”形成的“园”。

这样一个空前庞大的“庄园经济体”，并非像传统经济史专家研究的那样，在四川自东汉就已然萌芽的所谓封建地主庄园，和那种中规中矩的封建领地经济运作方式毫无瓜葛。刘文彩时期的中华民国，远没有封建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截然的划分，运营这个空前庞大的“庄园经济体”，远远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刘文彩庄园内部

此刻的刘文彩，正在一大堆鸦片、印花税票、地契、房契、借条中，用10万兄弟伙、1万多条枪，运营着那个真实的庄园，那个让他累到吐血的庄园。刘文彩的庄园经济体的真正支撑在于庞大高效的现金流，而不在于那些招人眼红的不动产——房地产。

03

刘氏庄园经济体如何运转

而这股潜伏在深处的滚滚巨流，当然与刘氏家族刘文辉等军政权势纠结在一起。这些暴利无外乎来自可以通过政策、军队、地域进行垄断的各类产业——第一大宗是盐巴；第二大宗是药材、山货；第三大宗是棉纱；第四大宗是变相高利贷；第五大宗是市场信用放款。

刘文彩在宜宾、成都、自贡等地每年投资放款300万元，控制市场“银根”。刘还插足川江航运。据称，刘文彩由此“每年可获利五十万元左右”。可以由此想象，在那个“万恶不赦”的旧公馆里，靠“大斗进小斗”的剥削神话来支撑刘氏庄园经济体的运转和发展是怎样的杯水车薪，与以上官商垄断的五大产业相比。

川江航运

当然，作为大地主的刘文彩也的确曾经同守过传统运营手法，就是靠田租来支撑其家族偌大的产业按照通行的方式，田赋预征，即把以后若干年的田赋提前征收，有据可查的预征数据不可谓不疯狂。

以1935年为基准．同为刘氏家族的刘湘的二十一军多征40年——征到1975年；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多征42年——征到1977年；杨森的二十军多征44年——征到1979年；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多征46年——征到1981年；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离谱，1935年预征到21世纪中叶，几乎等于一代农民纳了三代人的“公粮”。

但1935年的刘文彩在田赋预征中没能征到一个铜板的田赋，因为其依赖的军政后台刘文辉在“二刘大战”（注：指刘文辉与刘湘之间的大战）中惨败，迫使他中途退出。

刘文辉

刘氏庄园经济体的另一重要来源，是来自鸦片贸易及与之相应的各类捐税。1927年夏，刘文彩召开“川南禁烟会议”，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于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川南鸦片贸易开始被纳入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

每年仅鸦片一项，刘文彩进账千万以上，这恐怕要比任何单纯的租金收入（包括田租、房租、场租）都要巨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