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一场争夺人才的风波闹到了毛主席面前。起因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想要调一名遗传学家到科学院、去建立遗传研究所；但是，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就是不放人。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由于两个人的听力都不好，所以这场争执被戏称为“聋子吵架”，而这起争夺人才就成了“二龙（聋）争珠”。而“珠”就是被称为“中国遗传学第一人”的谈家桢。

谈家桢，1909年9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1930年苏州东吴大学毕业后，成了燕京大学李汝祺教授的研究生。李汝祺师从世界著名遗传学家摩尔根，是摩尔根领导的实验室中第一位获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1934年，谈家桢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1936年，28岁的谈家桢获得博士学位后，婉拒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国执教。

谈家桢从事遗传学研究和教学七十余年，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中国遗传学之父”，“基因”一词就是他最早引入中文的。

谈家桢（左）

谈家桢（左）和老师李汝祺夫妻

建国初期，因受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影响，摩尔根学派曾遭到粗暴批判，摩尔根学派的教授、学者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毛主席了解到相关情况后，亲自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

1956年8月，中国科学院和高教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各个学派的遗传学者在会上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在这次会议上，谈家桢喜不自禁，掏出憋在心里多年的话，痛快淋漓地发言，甚至会餐时还喝得酩酊大醉。

他事后解释说说自己这是“翻身的喜悦”。本文开头的那一幕就是在这次会议后发生的事情。

青岛会议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听了谈家桢的汇报，并鼓励谈家桢说，“应该取长补短”，“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当时，郭沫若和杨秀峰也都在座，看到他们两人为了谈家桢起了争执，毛主席就给他们画了一条“三八线”，中科院和高教部之间的“停战协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

毛主席曾经多次接见谈家桢。1957年7月“反右”高潮之际，主席莅临上海视察，谈家桢得到通知后到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上海展览馆）出席会议。

一进会场，谈家桢就发现毛主席。见到他，主席笑呵呵地对他说：“老朋友喽，谈先生！”接着，主席又不无诙谐地说道：“大家辛苦喽，天气又这么热，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据说，当时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了，主席的此言一出、没人再敢整谈家桢了。

1958年1月4日午夜，毛主席派他的专机到上海把谈家桢和赵超构、周谷城三人接到杭州座谈，谈了一个通宵。这次谈话，被谈家桢称为“既问苍生又问科学”的“西湖夜话”。

谈话中，当主席得知遗传学研究还遇到很多阻碍时，就用坚定的口气对谈家桢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正是因为主席的特殊关照，复旦大学1959年成立了遗传学教研室，两年后又建立了遗传学研究所，均由谈家桢全权领导。

谈家桢和妻子邱蕴芳

1961年五一节前夕，谈家桢在上海的锦江饭店再次见到了主席。毛主席问他：“把遗传学搞上去，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谈家桢激动道：“没什么顾虑了，多亏主席关照，我们复旦创建了遗传学教研室和研究所，两个学派的课程同时开展……”

毛主席非常高兴，说：“我支持你！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但是，接下来谈家桢还是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农村。

1968年11月，正在“劳动改造”的谈家桢被告知：“从今天起，你自由了！”后来他得知，是主席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名要解决8位科学家的问题，并说到“谈家桢还可搞他的遗传学嘛！”

据谈家桢回忆，1974年冬，毛主席在病中、还托王震带来口信，“主席很关心你，这几年很少见到你的文章了，你过去的著作不少观点是正确的！”

1976年9月，主席与世长辞，作为各界知名人士和主席的生前好友，谈家桢被安排在上海文化广场设的灵堂灵堂上守灵。心头巨大的悲痛，引发了他阵阵加剧的胃痛。学医出身的夫人吴蕴芳意识到严重性，将谈家桢送到了医院，结果发现胃病非常严重，于是做了切除三分之二胃的大手术。

当时在病床上，他还对夫人说：我不能死，我还要把毛泽东主席交代的事做好。

2008年11月1日，谈家桢因为心、肺、肾等多个重要脏器衰竭衰竭，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此去十数年，如去愿谈先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