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降生是难产，挣扎了三天三夜才出世的，为此，父亲请来了一个算命先生，算出艾青是克父母的“克星”，他降生的结果是使父母早亡。唯一的解救办法是赶紧将他“流放”出去，长大后也只能将生身父母称为叔叔、婶婶。蒋景鋆对算命先生的话笃信不疑。便将这个“克星”送到一个贫穷的农妇家中寄养。这个农妇连姓名也没有，人们以她居住的村庄所在地，叫她“大堰河”。艾青在大堰河身上得到了爱，父亲却始终视他为“灾星”。有一次，一只飞行的麻雀在他父亲头上撒了一泡屎，这是被视为很不吉利的。他便迁怒于身边的艾青。他父亲便想用七家人家的茶叶泡茶喝的迷信方法来消灾，拿出茶碗让艾青去讨，严声呵斥之下，艾青坚决不从，父亲便将茶碗狠劲砸碎在艾青头顶上……

小学毕业后，艾青参加中学的升学考试，作文题目是《苦旱记》。艾青没见过旱灾，只得交了白卷，中学自然没考上，还遭了父亲的一顿狠打。艾青最后一次挨打是他十五岁时，他与小妹玩耍，不慎使她烫了一下，被父亲一顿拳打脚踢。这次艾青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白纸，上书“父贼打我”四字，塞入父亲的抽屉。父亲看到后，却只笑了笑。1928年艾青考入国立两湖艺术学院绘画系。还未念满一学期，一次，院长林凤眠看了看艾青的画，便对他说： “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到外国去吧。”于是艾青便动了去法国的念头。

临行前，他回到老家对父亲说：“我到法国去，一定要赚了大钱回来。”父亲将信将疑，从东厢房的地板下挖出了一千块光洋给了艾青。艾青在巴黎呆了三年。“一二八”事变的那天，他从马赛起程，1932年回国到上海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和江丰、力扬等组织了春地艺术社，还举办了一个“春地画会”。画会展出后不久，艾青等十二个青年美术家即遭逮捕。艾青被判了六年徒刑，被关在上海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里。

1933年1月14日早晨，艾青从狱中碗口大的窗户看着天堂中飞扬的雪，想起了哺乳他的保姆，思绪万千，一气写成了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辗转交给了李又然，李又然寄给了《现代》杂志，被退了回来，后来交给《春光》杂志发表了。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艾青”这个笔名。

艾青渴望出诗集，又没有一个出版商肯为他冒风险。他的好友江丰为之奔走，凑足了一笔钱，才自费出版了《大堰河》。江丰还拿到书店去寄售。开始他常去看看，仍是那几本。后来他不去了，因为他一去，人家就要他拿回来。不过诗集的出版，使大家终究记住了艾青这个名字。把艾青这个处于寂寞中的诗人推向社会的是批评家胡风。当时胡风正接受《文学》月刊编辑之约，写一篇对最近两三年来诗歌的综合评论。胡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搜集了二十多本诗集。结果在他的搜集中，艾青的《大堰河》紧紧吸引了他，胡风于是放弃了那篇综合评论的文章，写了一篇专评《大堰河》的文章《吹芦笛的诗人》,艾青被拥上了诗坛。后来，他的《向太阳》、《吹号者》等名篇，都经胡风之手在《七月》发表，诗集《向太阳》和《北方》也由胡风编入“七月诗丛”出版。

艾青的爱情诗写得很少，1936年他写就一首，叫《窗》,发表在这年12月出版的《新诗》月刊第三期。《新诗》编者是诗人戴望舒，《窗》刊出后，他便拿着这份杂志去找艾青，两人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艾青的许多诗作便得以在戴望舒编辑的《新诗》月刊及后来他在香港《星岛日报》所编辑的《星座》文艺副刊上发表，在两位诗人的交往中，深感创办一个诗歌刊物的必要。于是，1939年 7月，身在香港的戴望舒和在桂林编辑《广西日报》、《南方》副刊的艾青，共同创办了《顶点》诗歌月刊，《顶点》刊载的艾青的诗作和戴望舒的诗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期一直未能出版，那期创刊号实际上也就成了它的“终刊号”。